广西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甘东乡当九村五营苗族村,苗族姑娘在拔河比赛
以西部为桥头堡的海陆联动开放,使西部深深融入了国家和全球经济循环。西部开发不仅要促进地区的协调发展,还要走一条不同于东部的发展道路。
该地区将成为重要的增长极,带动西部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渝、成、Xi形成的“丁字经济带”是我国最活跃的内陆经济带,也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实现东西部均衡发展的重要枢纽地区。
我们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已有20年,2020年又开始了新的十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推进西部大开发?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时期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指出西部地区要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最近,中央第六次会议提出要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形成西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西部占全国陆地面积的70%以上,自然风光优美,能源丰富。24种矿产资源占全国储量的50%以上,煤炭储量占全国储量的40%左右。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20年来,西部地区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从17.47%提高到20.6%,森林覆盖率从1999年的17.76%提高到27.06%。基础设施大幅提升,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在接受《展望》周刊记者采访时,许多专家指出,西部大开发迎来了重塑区域发展新坐标的关键时期。作为建设“一带一路”和推进长江经济带的交汇点和腹地,以西部为主体的海陆联动开放使西部经济深深融入了国家和全球经济循环。西部大开发不仅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还要走一条不同于东部地区的发展道路。
西部基层干部学者建议,建立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加快西部新海陆通道建设,推进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应作为推进西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塑造新模式
在西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采访中,记者最明显的感受是,省际公路和铁路的衔接使时间空距离大大缩短,蜀道不再难上青天。夜郎县实现了县际高速公路,雪域高原也有空中公路。
“它似乎已经走过了一条路,但实际上它远不止是一条路。它还缩小了落后地区和相对发达地区之间的心理距离,推动了物流人才的经济流动。”贵州省延河县县长何志刚表示,作为贵州省最后一个可以使用高速公路的贫困县,它已经呈现出新的面貌。
中央政府提出西部地区要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新模式在哪里?有些人认为它应该被削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黄坤认为,“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仍然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方向和任务之一。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有效拉动了经济增长。这仍然是西部长期发展中需要弥补的一个不足。”
近20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投资,交通基础设施不断升级。2000年至2017年,西部大开发共启动重点项目317个,总投资6.85万亿元。截至2018年11月,西部铁路运营里程达到5.25万公里,是1999年的2.5倍,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5.3万公里,民用运输机场117个,占全国总量的50%以上。
发展离不开开放的道路,但更重要的是走什么样的道路,如何发展。在新的十年里,我们必须正视资源和环境的制约。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等专家表示,西部地区要紧紧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积极培育和拓展新的经济动能,推进传统资源型产业绿色转型,加大研发投入,培育符合绿色发展要求的新兴产业。
近年来,西部地区各项经济指标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经济增速快于中部和东部地区。但其经济增长方式仍以投资拉动为主,先进装备制造业、信息技术服务业和工业等新兴产业规模仍较小,在新的十年中应予以扭转。
原国家发改委土地开发与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认为,应该通过优化空之间的布局来促进发展和转型。例如,围绕经济带布局城市,聚集产业,发展交通沿线的中小城市;在生态脆弱的地区建立无人地带;建设生态经济合作区,实施点开发,面保护。
在新的十年和新的机遇中,西方的机遇正在打开。专家指出,西部12个省(区、市)与东南亚合作,在西部建设新的陆海通道,西部的区位劣势正在逐步改善。西部地区应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积极构建国际物流渠道体系,深入参与国际分工,融入全球产业结构,从“开放端”走向“开放前沿”。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部主任张云玲等专家指出,西部地区应主动、科学地应对产业转移,参与国际分工,聚集全球要素资源。
成渝地区将成为推动西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长期以来,我国粤港澳大湾区、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三大增长极都位于东部和沿海地区,但在“胡焕庸线”附近和西部至北部没有全国性的增长极,高质量的发展缺乏先导驱动。
西南财经大学蔡溪智库首席研究员唐继强表示,2018年,川渝加三国实现了7万亿元的国内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居世界第18位。渝、成、Xi形成的“丁字经济带”是中国内陆最活跃的经济带。该地区人口密度和人才基础已接近东部沿海地区水平,全球500强企业中已有400多家落户该地区,这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实现我国东西部地区均衡发展的重要枢纽地区。
解决老问题
近20年来,西部大开发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在开发过程中仍存在一些与历史债务和体制机制相关的困惑。
行业单一,小而弱的分散现象突出。延安市市长、萍乡市委书记王等干部表示,由于地理位置相对偏远,发展基础薄弱,虽然20年的发展已经解决了“有无”问题,但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在“强优”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
薛占海表示,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以石油产业为主的能源产业的迅速崛起,延安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石油产业经济结构,石油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最高,接近80%。近年来,由于石油产量增长的收窄和能源市场价格的影响,单一经济结构的负面影响显现出来。能源产业支撑能力明显减弱,投资增速回落,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全省经济增速连续多年走低。
传统产业比重高,创新生态系统不完善。以西北地区为例,产业结构主要集中在资源密集型领域,尤其是金属冶炼、精细化工和农产品深加工等传统产业。国家创新空,国家科技企业孵化器等新型创新载体建设滞后。科技咨询、工程技术服务、现代物流等行业基础薄弱,对高端制造业的拉动作用不足。
“去年,萍乡的工业税收收入不到财政收入的2.5%。巨大的物流量和贸易量没有很好地转化为发展优势。渠道经济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善,产业集聚发展不足,实体经济发展仍然滞后。”王对说道。
甘肃省兰州新区管理委员会主任李东新说,兰州新区在成立初期发展很快,取得了很大进展。许多行业被毫无选择地吸纳,“菜篮子里所有的蔬菜”,许多落后的生产能力出现了。
基础设施的缺陷仍然很明显。重庆市潼南区区委书记曾京华认为,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总量不足,质量不高,技术水平低,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普遍存在线路布局不均衡和道路“瓶颈”未解决的现象。
西部一个县的县委书记说,该县有近4000公里的公路,其中2600多公里是越野公路。为了改造和升级县乡公路网,地方政府除了需要上级政府的专项资金外,还需要配套资金。在地方财力不足的情况下,一些项目没有及时启动,面临着项目沉淀资金回收和问责的风险。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地方政府。
有些政策缺乏细则,部门之间的不同理解影响实施效果。曾京华表示,《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缺乏统一的标准解释,不同部门对政策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一些优惠政策的门槛相对较高,国家鼓励类行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必须占企业总收入的70%以上才能享受相关优惠政策,这使得许多企业无法享受到政策带来的好处。一些税收政策协调性差,前期招商部门和后期税务部门对企业实施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不统一,影响企业实际享受优惠政策。
增加投资的分类指导
关于如何落实中央对西部大开发提出的新要求,受访专家指出,要进一步强化分类政策,从资金到政策,形成支持西部大开发的机制体系。
国家应该不断增加投资。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静等专家建议,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中,国家应继续加大投入,但要避免低水平盲目重复建设和“洪水灌溉”,加强规划引导,实现“精准投资”,将资金用于民生、科技、区域发展和环境保护等过去投资较弱的领域和领域,以提高投资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同时,要充分发挥“四两拨”功能,注重调动民间资本投资,优化投资结构。另外,鉴于西部地区财力薄弱,有必要减少基层资金的配套。
国有资产主导的重大项目倾向于西部。据受访干部表示,新一轮西部大开发需要更多的大型项目,西部地区仅靠市场因素难以与东部地区竞争。政府要从宏观层面加强引导,从战略发展的角度把国有资本主导的重点项目向西部倾斜。
兰州新区党工委书记杨建忠认为,解决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重大项目两大核心问题,将促进集群规模的形成。新时期,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我们要加快西部一批重大工业项目的布局。
李晶等专家建议,要加大支持西部资源地方化改造力度,延伸产业链,培育一批有特色、有优势的产业。此外,资源枯竭后资源丰富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应得到政策支持。
政策应根据当地情况具体实施。接受采访的干部表示,国家在制定扶持政策时,更注重整个西部地区的包容性政策。但是,西部地区的自然条件、资源禀赋、金融资源和发展需求各不相同,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分类政策的力度,以取得精准的效果。
发挥财税政策杠杆作用促进西部大开发。薛占海表示,随着减免税政策的实施,以及扶贫、结构调整、污染治理、民生保障、社会事业发展等方面刚性支出的增加,公共资金保障工资、运营和民生的压力加大,收支矛盾更加突出,地方政府难以筹集配套资金用于省道和高铁建设。希望国家继续增加对困难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补贴。
杨建忠说,西北地区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地区,大量的企业聚集在这里生产,但这些企业的总部在东部,形成了税收流向东部的格局。建议增加西部地区税收比重,发挥财税政策的杠杆作用,促进西部地区的发展。
四川省广元市市长邹认为,西部地区融资成本高,人才引进困难,各种因素对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不够,水、电、气运输价格没有优势。建议在这一轮减税和减费中,西部地区应拓宽,综合税负至少应低于东部地区,以具有吸引力,从而更好地促进企业和产业向西部地区转移。
王建议对投资西部地区的工业企业采取更加灵活的财税政策。在以稳定边境地区和维护国家边境地区安全为首要目标的边境地区,进入FTZ后,可允许地方政府充分利用先试政策,对一定规模的企业全额返还企业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让企业真正尝到甜头。
积极探索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提高生态补偿标准,确保西部地区生态安全。何志刚认为,生态功能区内的县市为服务大局、保护环境做出了一定的牺牲,国家需要增加生态保护补贴,以提高群众的生态保护积极性。例如,目前一级公益林每亩补贴14.75元,二级公益林每亩补贴4.75元的标准太低,群众的利益意识不强。下一步,要增加补贴,提高群众的积极性。
构建科学高效的跨区域合作协调机制。四川区域协调发展研究智库首席专家杨继瑞等专家建议,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中,国家层面应进一步构建科学高效的跨区域合作协调机制,完善西部省份间的谈判利益表达和冲突协调机制,并在实施层面制定路线图,以促进资源要素跨区域高效流动,推进西部地区深度协调发展。例如,密切成渝与关中的经济联系,推进川陕甘、渝黔桂、川黔桂等西部省份的合作。(正文/李咏旭徐中赵雨菲江毅王明西江陈蓉黄浩明王军图/黄肖邦)
编者:纪爱玲
标题:中国西部的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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