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商法三审仍然没有通过，业内到底在争议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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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6月19日《电子商务法第三次审议稿》(以下简称《第三次审议稿》)发布以来，关于消费者权益和电子商务平台责任的讨论层出不穷。与之前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审查草案相比，第三次审查草案扩大了监管范围，同时增加了对大数据“杀”和网购“搭售”商品等销售混乱的限制，以进一步保护消费者权益。然而，对于电子商务法如何适应新的商业模式以及如何明确平台责任，仍然存在很大争议，这可能成为《电子商务法(草案)》第四次审查的焦点话题。杜南记者试图通过采访一些法人和互联网从业人员来梳理自第三次审查草案出台以来的讨论和建议。

首先，在电子商务范围的界定上，很多业内人士认为，将微型企业等新的电子商务平台纳入第三次审查草案的监管范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在宽泛的定义上仍存在问题，其中空对电子商务平台运营商的解释过大，小零星交易的概念模糊，给法律的适用带来不确定性。建议在第四次审议稿中对电子商务平台运营商进行类型化和具体化，以细化规则。此外，考虑到未来中国电子商务可能向分散化模式演进，中国社会科学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晓春建议，立法在电子商务范围内应具有一定的可预见性。

其次，在电子商务平台的责任监管中，强调保护消费者权益是第三次审查稿的一个亮点。然而，电子商务平台的监管责任也将导致大平台运营成本增加，小平台难以生存的问题。同时，仅仅划分职责而没有详细的规定会导致平台不知道去哪里监管。对此，业内人士建议，平台不应该对如何承担监管责任做出一刀切的规定，而应该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标准。除了平台的监管责任外，立法还需要补充其他参与者对电子商务市场监管的详细规章制度。

比较国际电子商务相关法律规定的立法经验，我们可以发现国际立法一般从电子商务中出现的常见问题入手来解决问题。例如，贸易法委员会1996年通过的《电子商务示范法》和2001年通过的《电子签名示范法》，中国都参与了立法工作，并在国内法中加以借鉴。值得注意的是，国际上普遍的做法是通过立法来促进电子商务的发展，目前国际上还没有关于电子商务平台责任的法律规定可供参考。

回顾中国电子商务近年来的发展历程，已经从互联网与各行业初步融合的“互联网加”时代，走向深度融合的数字经济时代。其巨大的市场容量、领先的商业模式和发展速度给我国电子商务法的制定带来了挑战。

焦点1

如何定义变化中的“电子商务”？

"出台了一部法律，一般是三审制，很少有人通过第三次审判."广东省互联网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蒋指出，电子商务法第三次审理未能通过的原因，在于仍有一些不成熟的地方。“中国的电子商务和其他新兴产业发展迅速，如何避免立法落后于经济发展是一个难题。”

回顾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历程，从萌芽阶段、发展阶段到现在百花齐放，用了不到2 0年的时间。其中，b2b、c2c、b2c、线上线下一体化等新的商业模式不断涌现。在过去的两年中，出现了微型企业和集团竞争等社会电子商务形式；与此同时，中国的电子商务仍在扩大其产业边界，从制造业、零售业和物流到大数据和云计算。这就是为什么电子商务运营商的定义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因此，一些互联网分析人士呼吁，中国的电子商务法应成为“数字经济法”，与国际规则相兼容，涵盖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的一系列关键问题，如关税、电子支付、安全和隐私保护、基础设施和知识产权保护等，以便从更长远的角度考虑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

“权力下放”等新模式带来了新的挑战

“电子商务法的基本框架是‘消费者/商家-平台-商家’的主要结构，其中平台是一个集中管理的概念。立法者认为，通过将平台的统一管理义务强加给平台中的运营商，公共政策和政府管理的需求可以通过平台有效地转移到对平台中商户的监管上，”刘晓春说，但值得注意的是，未来的商业模式很可能演变为分散模式，这将对现有规则带来一些挑战。

“随着物联网的发展，每一个特定的对象都成为收集数据的终端。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分散的个体也可以获得深度学习和算法处理的能力。每个生产、交易和消费过程都可能涉及多个平台的资源共享。”中国社会科学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晓春表示:“具体到交易领域，购买行为可能包括在平台A上看广告，平台B获取信息，平台C比较价格，平台D选择商家，平台E完成交易结算，平台F选择物流，不同平台之间可能会在数据共享、算法操作和服务提供等方面进行资源共享和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