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泰谈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条件、本质和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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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在过去的40年里，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影响并造福了世界。这40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史上最丰富多彩的一年。

面对这一举世瞩目、影响深远的伟大实践，中国财经网联合邀请了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来记录这一伟大时代。

本期我们邀请了万博新经济研究所所长滕泰，来看看他是如何看待改革开放40年来的思想解放和经济转型的。

作者:滕泰

中国黄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不仅创造了全球经济增长的奇迹，也是经济转型的经典案例。面对这一复杂的经济改革，学者们总结了完全不同的“成功经验”，指出了不同的未来前景。因此，如何正确看待、总结和介绍中国40年来的改革开放，使之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国内改革，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是关系中华民族命运的大事，也是全球关注的大事。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不同总结及其影响

至于中国过去40年的经济奇迹，一个颇有影响的观点是强调中国经济增长的特殊性，认为“中国模式”创造了人类经济增长的奇迹，而对“中国模式”特殊性的分析有不同的出发点。

有人认为中国模式的特殊性在于政府的作用。其中，传统的计划经济派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凯恩斯经济学的信徒都强调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对中央政府产业政策重要性的强调不仅包括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传统计划经济，还包括其他一些流派，如林毅夫近年来的新街沟；强调地方政府的作用，如张五常先生，他认为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特别是市、县政府，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他认为，在以gdp为主要绩效指标的“竞争体系”中，大多数地方官员像企业家一样努力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但一旦这种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机制被破坏，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将大大减弱。

许多学者，如美国的文怡教授，从经济史的角度研究了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条件，认为中国工业革命的关键因素之一是改革开放前30年政府在各城市建立的村社企业和国有企业。正是这些工业化基础为改革开放后的工业革命准备了产品、技术和其他要素，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后创造和形成统一的全国市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内外一些学者更加重视中国文化的重要性，认为中国人的储蓄习惯、中国人的勤劳作风以及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企业家是中国增长奇迹的主要因素。

一些学者不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张教授就是其中的代表。他认为，中国的显著成就是基于市场力量、企业家精神和西方发达国家在过去300年中积累的技术

虽然张教授的解释是合理的，但并不完全令人信服，因为如果中国模式真的没有特殊性，没有值得总结的经验，那么它在西方也有市场化、企业家精神和300年的技术沉淀。为什么增长奇迹不是发生在印度、俄罗斯、非洲和其他国家，而是只发生在中国？

显然，中国模式派可能过于关注增长的条件，从而忽视了经济增长的本质；张教授过分强调增长的本质，从而忽视了增长条件的意义。为了正确研究和总结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和转型的成功经验，最好是分别分析增长的条件和性质，从而客观、全面地总结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教训，这有利于深化国内改革，扩大对外开放。

改革开放如何解放思想，为经济增长创造条件

中国黄金工业改革开放40年，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开始，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始。40年后的每一项改革措施似乎都是一个自然而正确的选择，可以作为成长的条件和成功的经验加以总结和介绍，但这些改革措施中有哪些没有在激烈的争论和分歧中打破僵局？

例如，1978年，安徽省小岗村开始实行“承包到户”。起初，许多人冒着政治风险来推动改革。尽管后来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肯定，成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仍有许多保守势力无法理解。直到这种个体生产方式在实践中迅速解决了农村的温饱问题，承包制在促进乡镇企业和城市经济发展中取得了良好的实践效果，才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类似个体经营的“万户”，并逐渐接受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