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化解地方隐性债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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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风险，如炸弹处理，需要精确和耐心，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爆炸和危机。目前，我国面临的风险点是多方面的、相互关联的、嵌套的，并通过债权债务链成为一个整体。实体企业风险、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金融风险、房地产风险、家庭债务风险等。所有资产负债表风险在本质上都是相互关联的。化解风险，不能只看表面，还要看到风险的整体性和风险在各个领域的渗透性和传染性。如果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来防范和化解风险，可能会导致巨大的操作风险。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密切关注并保持警惕。当前，协调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风险防控要以改革创新统筹规划。

目前，地方政府债务的透明度就像一座冰山，表面上是显性债务，表面下是隐性债务。它的危险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当债务管理和控制急剧刹车的时候。根据国务院2016年转发的地方政府债务应急预案，即使一些市县已经达到启动“金融重组计划”的应急水平，在目前的问责机制下，也没有人愿意成为第一个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多个部门同时发挥各自的力量，通过过于仓促的行政手段抑制隐性债务的增长，可能会提前引爆风险炸弹。

地方隐性债务主要是或有债务

地方隐性债务主要包括三类:一是建设性债务，如投融资平台债务、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债务、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债务、地方国有企业僵尸企业债务、金融扶贫项目债务等。第二，消费债务，主要是养老金缺口，已经出现在10多个省份，这个数字还会继续增加。三是地方政策性融资担保形成的债务，如过桥贷款、银行贷款等。

从法律角度看，这些债务大部分是经济法人的债务，在融资平台整改后已经与行政法人适当剥离。因此，它们大多不属于地方政府的直接显性债务，但都与政府行为直接相关。一旦债务偿还危机引发连锁反应，政府必然要承担救助责任。从专业角度来看，隐性债务大多是政府的或有债务，不能直接归类为政府债务。政府债务和政府或有债务性质不同，不能简单地相加。以前常说的“政府债务”，包括上述两种不同性质的债务。因此，这一概念不能作为一个统计口径，也不能简单而直接地归因于地方政府。相反，有必要根据或有债务类型的补偿概率分布来估计地方政府可能承担的风险。

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没有可操作的权威定义，导致基础不清，更不用说或有债务补偿概率的计算和分析，也不可能全面准确地揭示其风险。这可能不仅夸大了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也降低了风险。2014年，审计地方债务时已经面临这个问题。这种风险掩盖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风险。当炸弹和西瓜无法区分时，预防和控制风险的政策和措施将是漫无目的的。这与政府会计准则的不完善和政府宏观管理的粗放和不专业有关。一些部门制定的文件和通知原则上只根据总体情况作出规定和要求，政策细节和可操作性条款必须由被监管对象自己制定和理解。

大量或有债务是由“风险大锅饭”制度造成的

按照“开前门、堵后门”的思路，仍然存在大量或有债务，这表明“风险大锅饭”制度依然存在。这与体制机制缺乏创新有关。从风险的角度来看，系统的功能不仅要明确风险责任，还要有内部风险防范机制。例如，在订购和支付账单时，可以控制支付账单的风险；当两者分离时，支付账单的风险将不会被揭示和阻止。这是现行制度的缺陷。

在现实生活中，让他人承担尽可能多的风险是任何行为主体的本能，政府也不例外。要遏制这种风险外化趋势，就必须创新制度和机制，界定和明确行为者的风险责任，并自担风险。但现实是没有人愿意承担风险，并且存在以各种方式规避风险责任的可能性，这导致了公共风险的扩大。公共风险是隐蔽的，往往是在相当严重的情况下才采取措施，从而形成一种运动式的风险控制，采取临时措施而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目前，大量隐性债务，即政府或有债务的迅速膨胀，至少有以下具体原因:

第一，事权太沉，财务责任不明。事权逐层下移，市县成为发展责任、民生责任、生态责任、扶贫责任等各种责任的主要承担者。当地方政府负担不起时，它会以或有债务的形式将风险向下转移给市场参与者或未来。当然，这也为地方政府追求政治成就创造了条件。

第二，金融风险评估机制缺失。这是当前宏观管理的功能缺陷。重大项目和政策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已经实施，环境评估已经得到重视，但财务风险评估尚未得到重视。对未来的支出责任以及由谁来承担缺乏明确的分析和评估。无论是政策制定还是政策执行，都缺乏对金融风险维度的思考。大多数政策是在“钱不是问题”的假设下发布的。自然，金融风险评估不会完成。一旦你失去了财务风险评估的约束，这意味着你在订购时不会考虑付款。在这种机制下，随意点餐是不可避免的，隐性债务成为支付账单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