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主管报纸：宽货币难解紧信用 财政发力余地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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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信贷紧缩，货币政策“难以支撑”，需要实施财政和监管政策

最近，关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激烈讨论引起了广泛关注。

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自今年年初以来，央行实施了三次RRR降息，并借助中期贷款工具(mlf)等工具，投放了约2.8万亿元的中长期流动性，远超去年的1.76万亿元。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第二季度例会将流动性目标从“合理稳定”改为“合理充裕”。在此背景下，今年银行间市场资金继续宽松，货币市场利率降至近年来的新低。

然而，金融数据的表现并不令人满意，m2和社会融资的增长率缓慢甚至偏离。今年6月底，m2同比增长8.0%，增速较5月下降0.3个百分点，创历史新低。6月份，新增社会融资规模增加1.18万亿元，同比减少近6000亿元。上半年，1-6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达到9.1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减少2.03万亿元。

CICC固定收益分析师陈建恒将上述流动性模式称为“广义上的紧，狭义上的松”，即严格监管导致金融机构资产减少，衍生存款相应减少，广义流动性逐渐收紧。与此同时，货币政策在边际变得更加宽松，狭义流动性得到改善，货币市场利率开始从年初的高位回落。他还表示，在严格的监管环境下，宽松的狭义流动性很难传导到广义流动性。目前，各种严格的金融监管政策导致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普遍下降，这种风险偏好的下降不能简单地通过央行增加流动性和增加信贷额度来解决。

“广义上的流动性紧张和狭义上的流动性宽松的延续，意味着依靠传统货币政策的刺激，无助于改善目前在严格监管下风险偏好下降的局面。”陈建恒说道。

货币政策传导作为一种总量调节工具，其最终效果受到市场预期和宏观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中信证券(CITIC Securities)固定收益分析师明明强调，如果要最大限度地发挥货币政策的效益，还需要财政政策和监管政策之间的积极合作。在财政政策方面，空仍有很大的发挥空间；在监管方面，在表外业务持续萎缩的趋势下，要把握监管的力度和节奏，充分考虑市场预期的影响，尽快落实业务指导规则。

“宽货币”难以解决“信贷紧缩”

对于社会融资不畅，明明表示，新的资产管理规定严格限制“影子银行”提供的信贷业务，不规范融资持续下降，净融资连续数月为负，社会融资增速也有所下降。同时，货币政策继续发挥作用，m2基本保持稳定。“总体而言，新的资产管理法规已经堵住了大门，非标准融资大幅下降，但主要入口难以打开。尽管新增人民币贷款有所增加，但很难阻止社会融资的下降。”说得很清楚。

显然，货币政策的边际趋势较为宽松，但由于风险偏好较低，中游金融体系的流动性可能无法转移到实体经济。这是目前“宽货币”解决不了“紧信贷”的结构性问题的局面。

“流动性收紧越普遍，用于对冲的流动性就越狭窄。因此，这只会导致流动性分化进一步加剧、干旱和死亡以及死亡。”陈建恒表示，仅仅依靠一两个部委的个别政策，在降低金融体系风险偏好方面发挥的作用有限。当务之急是稳定甚至推高货币增长率，这也有赖于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的金融监管调整。

空有很大的财政政策空间

从公共财政收支来看，截至2018年第二季度，国家公共财政收入同比增长10.6%，国家公共财政支出同比增长7.8%。从赤字率来看，2018年财政赤字率为2.6%，低于前两年3%的赤字率。

“因此，无论今年上半年公共财政收入增速高于公共财政支出增速，还是2018年赤字率下降，空.的财政政策仍有很大空间”说得很清楚。

陈建恒表示，上半年财政收入增速仍高于经济增速和货币增速，而财政支出增速也较慢，是近年来最慢的一年，导致上半年财政存款增速加快，挤占企业存款。下半年，如果财政支出增速加快，盘活存量的力度加大，财政存款支出将有助于企业存款的回收，财政支出也将提供一定的实际利润来源，缓解去杠杆化的影响。

从国家公共财政收入结构来看，2018年上半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公共财政收入的比重为48%，为过去五年来最高。从国家公共财政支出结构来看，2018年上半年中央财政支出占国家公共财政支出的14%，自2010年以来，这一比例长期保持在15%。显然，中央财政收入所占比重较高，但中央财政支出却在逐渐减少，这表明当前的财政结构缺乏平衡，地方财权与行政权的不匹配依然存在。

监管政策应该把握力度和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