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投资不等于强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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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是高效优质的投资增长，即使速度低于以前，也会对结构优化、民生改善和就业增加产生积极影响

“强刺激”只会固化原有的经济结构，使新旧动能的转化更加困难，破坏现有的转化成果，与改革目标不相吻合

稳定投资是中国经济下半年的重要任务之一。近年来，随着稳定投资力度的加大，基础设施等领域出台了许多“短板”计划，其中一些规模超过1万亿元，这使得“强刺激”投资的观点重新浮出水面。

事实上，稳定的投资并不意味着“强有力的刺激”。目前，中国经济更加注重高质量的投资增长。仅仅依靠基础设施扩张来促进投资增长是不可行的。只要是高效优质的投资增长，即使速度低于以前，也会对结构优化、改善民生和增加就业产生积极影响。中国经济不会走依靠投资刺激发展的老路。

改革开放以来，投资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之一。近年来，随着中国投资结构的不断优化，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程度有所降低，投资增长率也从过去的两位数下降到了一位数。一些年度投资增长率甚至低于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投资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刘立峰认为，投资增长持续下滑将加剧经济波动，影响经济增长和就业稳定，尤其是在经济运行稳定变化、外部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目前，稳定的投资仍然是稳定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与此同时，消费和出口的不确定性增加，因此投资需要发挥“稳定器”的作用。

从深化供给方面的结构改革来看，也需要有效投资的精确发挥。增加有效投资是促进供应方结构改革以弥补不足的重要措施。近年来，投资在弥补基础设施和民生缺陷方面的效果显而易见。刘立峰认为，弥补不足是扩大有效投资的目标和方向，扩大有效投资是弥补不足的途径。只有通过保持稳定的投资增长和精确的努力，我们才能提高短板补充的效率。

“洪水泛滥”、“干得很快”和“冲向顶峰”...曾经盛行的各种激进投资行为已经让许多地方挥之不去的恐惧。对此，刘立峰认为，要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投资增长必须控制在合理、适度的范围内。然而，目前，稳定投资不再仅仅是推动投资增长，而是稳定投资和刺激有效投资。

长期高强度的基础设施投资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基础设施水平和质量都很高的国家。2017年，中国年度基础设施投资达到14万亿元，占全球基础设施投资总额的近30%。刘立峰说，目前，我国基础设施投资的高峰期已经过去，边际效益相对较好的项目越来越少，投资需求大幅下降，对其未来的快速增长不应该抱有太大希望。

更重要的是，长期高投资已经压垮了许多地方政府的财力，城市投资债券等债务违约现象开始出现，使得发行地方债券变得困难，增加了融资的难度和成本。据刘利峰称，如果将隐性债务包括在内，空大部分省份的债务融资规模并不大。在巨大的债务规模和还本付息的压力下，一些地方提出的投资计划有些不现实。

事实上，所谓的投资“强刺激”也与供应方结构改革的方向相冲突。供给侧结构改革是纠正要素配置的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高质量发展，即摆脱过去经济周期对投资和“钢铁和公基”等基础设施的过度依赖，逐步消除高能耗、高污染和资源型产业的过剩产能，将投资重点转向教育、科技和信息。

“强刺激”只会固化原有的经济结构，使新旧动能转化更加困难，损害现有的转化成果，这与改革目标不一致。

刘立峰认为，要摒弃“强力刺激投资”的老路，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调整财税政策的重点，切实扩大有效投资。首先，要把稳定投资和“短板”结合起来，加大政府对经济社会薄弱地区的投资。例如，要加快川藏铁路等项目的建设，促进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新水平；加快城际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解决大众出行困难；加大幼儿园、养老等设施建设。其次，要为社会投资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逐步恢复投资者信心。进一步放宽服务业外资准入限制，加强对企业家财产的保护，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第三，加大投资领域的改革力度。改革应以调整利益关系、完善权责划分为重点，如探索地方债券发行制度改革，进一步调整和优化政府间投资权责划分，赋予基层乡镇政府一定的土地经营权和收入控制权，有效促进投资活力的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