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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在2018年中国发展论坛座谈会上表示,去杠杆化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好的去杠杆化,一类是坏的去杠杆化,应该通过市场化改革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杠杆化。
“如果情况正好相反,那么就可能存在更深层次的隐患。”他说。
释放一些基于能源的产业
任泽平表示,中国的高杠杆率集中在三大行业,即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和房地产行业。过去10年,中国整体宏观杠杆率上升过快,与全球相比也处于较高水平。
关于国有企业的杠杆率,任泽平表示,2012年至2015年,市场机制失灵,中国企业难以清理产能过剩的行业,导致通缩、利润恶化和国有企业杠杆率大幅上升。“我们采取了行政手段和市场手段共同去杠杆化,我们也看到了逆转,行业集中度提高,国有企业利润大幅提高。”
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到2020年底,国有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要比2017年底降低2个百分点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任泽平指出,从行业分布的角度来看,上游由国有企业垄断主导,而下游制造业则由民营企业竞争主导。上游集中度进一步提高,下游民营企业面临上游价格上涨和金融去杠杆化融资歧视的双重挤压,因此有必要高度重视民营企业的生存困境、全社会资源错配和部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下降。
任泽平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民营企业的利润高于国有企业,因为治理更好,效率更高,但近年来出现了逆转。但是,这种方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没有通过市场竞争实现,因为缺乏垄断和开放,基本成本太高。例如,中国汽油、柴油、天然气、电力和土地的基本成本高于美国。
相比之下,中国的制造业相对开放。任泽平指出,国有企业的比例仅占制造业的10%。
同时,在服务业领域,任泽平认为,从国际角度来看,中国的服务业也有一定的投资限制。
因此,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为了满足人民对未来更好生活的需求,一个正常的推理是,中国的服务业和一些能源产业应该大规模地放开,以促进竞争、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
去杠杆化应该以改革的方式进行
关于地方政府的去杠杆化,任泽平表示,地方债务在2009年至2013年期间大幅上升,显性地方债务在2014年至2017年期间保持稳定,但购买力平价隐性债务飙升。近年来,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有所放缓,但软预算约束和支出效率改革仍需推进。
就房地产去杠杆化而言,任泽平认为:“这是至关重要的,也是被误解的。”
任泽平指出,过去房地产在价格上涨和货币刺激下杠杆作用很大,居民负债增加,导致消费挤出。房地产杠杆的形成有深层次的制度和机制问题。
「至于地产方面,我们在业界提出了一个标准的分析架构,即从长远来看人口,从中期来看土地,从短期来看金融。人口是需求,土地是供给,金融是杠杆。”任泽平说,来自美国、欧洲、韩国和联合国的数据都表明,人们正在向大都市地区迁移,因为他们更有活力、效率更高,而且节约资源和土地。
中国也显示了这一特点。任泽平说,中国一、二线城市大都市区的人口正在增长,中国人口向大都市区迁移的过程还远未结束。但是,长期以来,在控制大城市人口规模、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区域均衡发展的思想指导下,人口集中在大城市地区,而土地供给则倾向于三线、四线。人口城市化偏离土地城市化,导致人地分离,这是一、二线房价高、三线、四线存量高的根源。
“因此,事实清楚地告诉我们,房地产长期机制的关键是人地关系和金融稳定,以实现供求平衡和需求的平稳释放。”任泽平说。
任泽平的结论是,我们应该利用改革去杠杆化,通过是否推进市场化改革、是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及是否从根本上消除高杠杆风险的根源来判断改革的好坏。
标题:任泽平:建立房地产长效机制 关键在人地挂钩金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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