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特大城市大幅增加落户规模 这次京沪有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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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型城市大大增加了它们的定居规模。这次在北京和上海有机会吗？

4月8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重点任务》)。

其中，户籍制度的自由化成为焦点之一。《重点任务》提出继续加强户籍制度改革。在此前取消城镇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定居限制的基础上，城镇常住人口100万至300万的二类大城市应全面取消定居限制；常住人口300-500万的I型大城市应全面放开和放宽定居条件，完全取消对重点人群的定居限制。

对于超大城市，要调整和完善积分结算政策，大幅增加结算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费年限和居住年限的分数占主要比例。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信息中心(创新中心)主任徐辉在接受《中国商报》采访时表示，目前，城市常住人口超过300万的城市在中国城市发展中仍然非常活跃。这样的城市具有良好的增长和强大的人口吸收能力。优化和调整户籍政策，加强城市人口与产业体系的匹配，将有利于保障这些城市的发展。

特大城市的落户应精简积分项目

2014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根据城市常住人口统计口径，将城市划分为五类七个等级。

其中，常住人口100万以上不满500万的城市为大城市，其中常住人口300万以上不满500万的城市为一类大城市，常住人口100万以上不满300万的城市为二类大城市；常住人口超过500万、城市地区不到1000万的城市是特大城市；永久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是特大城市。

根据上述标准，上海、北京、深圳和广州是特大城市，而重庆、武汉、南京、天津和成都都是特大城市。

在过去，大城市的户籍往往受到严格控制。

然而，去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2018年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点任务》指出，特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应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的安置条件，探索建立跨区域的转移点和户籍渠道。

此次发布了“大幅增加结算规模”、“精简积分方案”、“确保社保缴费年限和居住年限得分占主要比例”等利好信号。

事实上，由于吸引人才等因素，许多特大城市最近都在探索放宽定居要求。今年1月，广州放宽了引进人才入户的年龄限制，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分别从35岁、40岁和45岁调整到40岁、45岁和50岁。今年2月，深圳市发布了《深圳市在职人才引进和安置“秒批”工作计划》，全面实现了四种人才的秒批引进。

然而，相比之下，北京和上海一直有严格的定居条件。此外，北京常住人口连续两年下降也引起了强烈关注。

据北京市统计局统计，截至2018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为2154.2万人，比上年末减少16.5万人。截至2017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同比减少2.2万人，北京市常住人口连续两年负增长。

在徐辉看来，对于北京和上海来说，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存量人才的户籍问题。与一些城市人口在300万至500万之间、通过放宽定居条件吸引人才的城市不同，北京和上海已经有了大量的人才流入，其中有些是高素质的人才或技能强的人才，这些优秀人才需要一个永久的保障。

针对这些问题，《重点任务》还提出特大城市要立足城市功能定位，防止无序蔓延，合理缓解中心城市非核心功能，促进产业和人口向一小时交通圈扩散。

允许租住房屋的常住人口定居下来

《重点任务》还完全取消了对常住人口在100万至300万之间的二类大城市的定居限制。一类城市常住人口在300万至500万之间，应全面放开和放宽定居条件，彻底取消对重点人群的定居限制。

这也意味着一些大城市定居的条件将会放宽。

事实上，去年就已经要求大城市定居了。《2018年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点任务》表明，大城市参与城市社会保障的要求不应超过5年。其中，二类大城市不应实行积分结算，有条件的城市应进一步降低社保年限要求；在第一类大城市，社会保障和居住年限的比重应大大增加，应鼓励取消对每年定居人数的限制。

许辉表示，为了吸引人才，拥有300万至500万常住人口的城市在户籍政策和人才保障方面采取了差别化措施。这一次，相关规定已经从国家层面确定，鼓励这些城市放宽定居条件，这也更有利于人口的均衡流动，支持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发展，支持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也将带动都市区的产业，保证地区的协调发展。

根据《重点任务》，大城市应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增强要素集中度、高端服务业和科技创新能力，发挥规模效应和辐射作用。中小城市的发展应该分类实施。大都市圈和潜在中小城市应提高产业支撑能力和公共服务质量，就地推进人口城市化；缩小的中小城市应减肥强身，改变惯性增量规划思维，严格控制增量和盘活存量，引导人口和公共资源向城市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