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办幼儿园“变天”资本转身涌入托育机构

本篇文章1844字，读完约5分钟

新生儿的到来给家庭带来了幸福和希望，同时也伴随着无尽的责任和压力。对于孩子来说，没有什么比接受良好的照顾、培训和教育更重要的了，不管是来自父母、学校还是社会。因此，各种教育机构成为企业家和资本的首选。

过去，私立幼儿园一直是学前教育领域的“热点”。然而，自去年底“最严格”的学前教育法规出台以来，私立幼儿园一夜之间进入了冬季，资本化之路几乎被堵死。因此，首创集团将目光投向了“早期”的0-3岁婴幼儿护理行业。

克莱尔·阔(Claire Kuo)是一名苗圃行业的企业家，他在2013年和2018年两次创业。她在接受《国家商报》采访时表示，新规发布后，资本对苗圃市场的关注度大大提高，“前来洽谈的投资者数量明显增加。”

风来了？婴儿护理关系到成千上万的家庭

郭嘉丽提到的“新规定”是2018年11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学前教育改革和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规定，民办园不得单独上市或作为资产的一部分，上市公司不得通过股票市场融资投资营利性幼儿园，不得通过发行股票或支付现金购买营利性幼儿园资产。这一政策无疑迫使通过证券化退出并实现现金回报的幼儿教育资本退出轨道，而范围之外的幼儿园机构开始成为资本青睐的避风港。

根据edu智库的数据，2018年，育婴园共收到10个融资案例，大部分集中在天使轮，融资总额超过3亿元人民币。其中，1000万级融资3例，1亿级融资1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不是全部。幼儿教育不是教学和培训行业，其地理属性非常强，覆盖面小。

托儿所在中国并不新鲜。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托儿所几乎遍布城市和农村地区，在大中型城市的企业、机构和街道社区都可以看到。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企业后勤服务的社会化改革、出生人口的减少等因素，托儿所几乎消失了。

在近年来出生率下降的背景下，儿童保育这个短板话题又回到了公众的视野。2016年，前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对全国10个城市0-3岁儿童保育服务的需求和供给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三分之一的受访者有社会托儿服务需求。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2017年联合开展的对四个省市的调查中，这一数字攀升至48%。

与强劲需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供应滞后。根据上海市妇联2017年初的调查数据，88%的上海户籍家庭需要托儿服务，超过10万名2岁儿童需要托儿服务，而在上海登记的儿童总数只有约1.4万人。据相关统计，我国各类托幼机构的婴幼儿入学率仅为4.1%；即使在城市，3岁以下儿童的入托率也不到10%。这一数据与其他低生育率国家有很大不同:近年来，经合组织国家约32%的3岁以下婴儿进入了正规护理机构，丹麦甚至超过60%。

郭怡广拥有教育和心理学背景，在教育行业工作多年，即使拥有如此相对专业的地位，在2013年成为母亲后，她仍然感到无助。“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特别是在0~3岁的阶段，母亲承担着沉重的责任，但是没有办法得到更有效的支持和服务。市场上的产品和服务不是很专业，也不方便。第二，数以千计的儿童保育费用太高，超出了普通家庭的承受能力。”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研究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所研究员杨菊花曾撰文指出，目前中国社会养老服务的基本类型是:机构服务总量极度不足，服务结构严重失衡，服务质量参差不齐，服务效率很低。

2019年，随着政策水平的提升，0-3岁幼儿服务作为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已经成为全国人大讨论的热门话题之一。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婴儿护理关系到成千上万的家庭。针对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的新形势，我们应加快发展多种形式的婴幼儿护理服务，支持社会力量设立托幼服务机构，加强儿童安全保障。

资本增值、政策利好、需求旺盛和供给滞后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各种迹象表明“支持教育”正被推到风口浪尖。

乐观点:投资者对苗圃行业充满信心

2017年底，光速中国的助理合伙人潘翔决定投资连锁育儿品牌袋鼠妈妈。他对中国儿童保育的发展前景非常乐观。潘翔告诉《国家商业日报》,这一判断有三个方面的数据支持。首先，“当越来越多的父母选择在城市工作时，抚养孩子就成了一个大问题。”如果祖父母不来城市照顾他们的孩子，年轻的父母必须找到更合适的方式来照顾他们的孩子，托儿机构将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其次，2016年，中国正式实施了全面的二胎政策。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7年超过一半的新生儿是两个孩子。潘翔认为，在抚养第二个孩子的过程中，一个有两个孩子的家庭会选择一种相对省时省力的方法，这也是托儿所的机会。